10岁的托比亚斯（Tobias）站在正在弯腰干活的渔民中间，地上污血横流，散落着鱼内脏。他面前是一大筒新鲜鳕鱼头，托比亚斯随手拿起一只，把下唇戳进一根铁钉固定着，掰开鱼嘴，另一只手举着刀，飞快地把露出的鱼舌割下来。
这是纪录片《割鱼舌的孩子》中的一幕场景。在挪威北部的渔村，孩子们从6岁起就能拿着刀割鱼舌。这是挪威渔业中最有趣的环节之一。
新鲜鳕鱼从海里打捞上岸后，经过一系列加工，剔除内脏和鱼骨等部分，留下肥美的鱼肉，再运输到全球各地的餐桌上。鱼舌是鳕鱼肉中最鲜嫩营养的部分，割鱼舌也成为加工链上重要一步。然而在高级西餐厅里大快朵颐的食客们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这道舌尖上的美味，竟然是出自小孩之手。因为工序简单不费力，这项工作成为渔村孩子的专属，代代相传，绵延至今。
纪录片导演索尔韦格·梅尔克兰恩（SolveigMelkeraaen）曾是渔村割鱼舌的孩子之一。成年后，虽然她已移居奥斯陆，但童年与小伙伴愉快记忆仍留在她脑中挥散不去，这成为纪录片《割鱼舌的孩子》的创作初衷。影片里，两位小主人公托比亚斯（Tobias）与伊尔瓦（Ylva）割鱼舌经历，反映挪威自然和渔业对人们生活乃至社会文化的影响。你能看到在这个富裕的北欧国家，在家庭教育、职业发展，以及商业观念上独特的一面。
每年1月到4月是挪威北极鳕鱼的捕捞季节。数百年来，孩子们会在这个时候切下从挪威冰冷纯净的海域中捕捞上来的鳕鱼舌头。在许多不了解的人看来，让未满10岁的孩子拿着刀具，有些危险，而且还有“压榨童工”的嫌疑，但导演梅尔克兰恩认为，孩子们的行为并非迫于生计，而是因为有趣，父母们也鼓励子女通过这种特殊方式体验传统。
当地*府甚至为此出台*策，给予在校儿童每学期12个小时的额外放假时间。打工的孩子还会获得渔场支付的薪酬，在位常住人口的渔村里，有多个孩子，而割鱼舌成为一项受欢迎的零工活动。许多6岁到12岁的孩子在冬天可以靠割鱼舌赚很多钱，每年2月甚至还有割鳕鱼舌世界杯大赛。片中的小主角托比亚斯，还靠割鱼舌攒了一笔钱，买下心仪的小型游艇。
这项特殊的文化传承是挪威渔业发展的果实。挪威海岸，包括所有岛屿和峡湾，总长大约公里，是赤道长度的两倍还多。这为近海渔业和水产养殖提供了理想条件，为海岸沿线很多小型社区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他们如今已经从事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几个世纪已久。从罗弗敦群岛风干的北极鳕鱼干到特隆海姆码头的螃蟹，全都在讲述相同的故事。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鳕鱼干，著名的维京人LeivEirksson还会不会发现美洲。
除了本地消费，亚洲吃货们也是产业支撑者。时至今日，挪威是全球第二大海产出口国，每天为多个国家供应3万顿海鲜大餐。在纪录片上海站的放映会上，挪威领馆还邀请中方贸易伙伴“爱吃鱼”。这家位于青岛的海产企业已经和挪威建立20年的商业来往，他们亲眼见证三文鱼火遍亚洲市场的过程。而不受挪威本地人待见的鱼鳔和鱼骨，也成了中国消费者们喜欢的热销品。
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是，农渔业的参与者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收入水平上都更为体面。据挪威海产局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总监毕思明介绍，在鳕鱼光顾的海岸线，村里的渔民每年可以赚到万人民币。1月到4月的旺季，渔民平均有40万人民币的进账。“渔民们很容易成为百万富翁，但你需要非常卖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此愿意留在家乡。
孩子们对蓝领工人的看法在转变。“当我认识托比亚斯的时候，他想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但当他买了自己的游艇、这部纪录片公映后，他对自己的传统更自豪了，现在他想当渔民。”梅尔克兰恩认为，这或许是这部影片的价值所在，在获得外界认可后，本地人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产生新的兴趣点。
影片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的成功亮相，增加毕思明对挪威渔业发展的信心。即便是今年在社交平台上红极一时的“丹麦生蚝泛滥”事件也没能让他眼红。
“他们的确有非常好的公关策略，但我们选择更为坚实的一条路，去探讨商业背后的文化因素。”在毕思明看来，在保证市场产品供给足够的情况下，再去考虑如何让消费者去购买，这需要整个产业链的联动。“当然，等到我们找到一两个故事点，下一把火的一定是我们。”